1954年的綠島，新生訓導處。太平洋的風不停地吹拂，彷彿要將島上的一切都磨平。
對於不滿一歲的邦泰來說，世界就是媽媽桂真的懷抱。而對於桂真來說，她的世界被分割成兩半：一半是宿舍裡邦泰溫熱的呼吸和奶香，另一半則是女子分隊裡那片沉重、壓抑的灰色。
桂真的丈夫是一名督導員，負責管理男犯。而桂真，她負責監督女子分隊。
這份工作讓她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焦慮。桂真只有初中程度，在那個年代的女性中不算低，但在這座島上，她面對的是一群「非同尋常」的女人。
她們是「政治犯」，是她們口中那些「讀書讀壞掉」的人。她們幾乎都是大學程度以上，有的是醫生、有的是律師、有的是作家。她們會說流利的日語、英語，甚至會討論桂真聽都沒聽過的哲學。
桂真每天的工作，就是板著臉，監督她們勞動、點名、檢查她們的信件和思想彙報。她用她有限的詞彙，宣讀著那些她自己也未必全懂的紀律條文。
有一次，在放風的間隙，一個女犯人——聽說以前是臺北的大學教授——停下了手中的活，看著桂真，忽然用一種平淡的、不帶嘲諷卻更令人刺痛的語氣問道：「桂真管理員，看您這麼年輕，是哪個學校畢業的？」
周圍一下安靜了下來，其他女犯人的目光都若有似無地飄了過來。
桂真握著紀錄板的手緊了一下。她能感覺到臉頰在發燙。她知道她們在打量她，這個只有初中學歷，卻管著她們這群「高級知識分子」的女人。
她深吸了一口氣，昂起下巴，用一種混合著自嘲和防衛的口吻，大聲回答：
「我？我是『家裡蹲大學』畢業的！」
一陣短暫的沉默後，幾個女犯人低下頭，嘴角似乎有了一絲笑意，但很快又隱去了。那個提問的教授也愣了一下，沒再追問。
桂真知道自己「贏」了這一回合。她用一個粗俗的玩笑，築起了一道防護牆，掩蓋了她們之間那道巨大的學歷鴻溝和她內心的那點自卑。
回到宿舍，丈夫還沒下班。邦泰在小床裡睡得正香，臉蛋紅撲撲的。
桂真坐在床邊，看著兒子。白天的焦慮和緊繃慢慢融化了。她輕輕摸了摸邦泰的臉頰，低聲呢喃：「邦泰啊，你以後可要好好讀書，不要像媽媽一樣……」
但話到嘴邊，她又停住了。她不知道，讀書多，是像她這樣，還是像那些女犯人那樣？在這個地方，一切好像都顛倒了。
她嘆了口氣，不再多想。管他什麼大學，她現在只想守著她的兒子。高牆之外的世界再複雜，也比不過懷裡這個小小的、溫暖的生命來得真實。她唯一的任務，就是讓她的邦泰，平安、健康地長大。